95134503 李衍造發表的部落格文章
世界任何人
壹、前言
本書作者Dr. Aat Vervoorn是一位研究亞洲社會和歷史的學者，專門研究中國社會和歷史、全球性問題與知識系統的演變和交互作用。其所著的Re Orient: Change in Asian Societies一書，我覺得書名就是一個大學問，作者以Orient這個字來當作書名的重點，再以Change in Asian Societies來詮釋亞洲社會的變化，本身就妙不可語。
亞洲的社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再加上其固有的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家思想長久以來對於東方家庭、政府的浸潤，在東、西方文化的交互衝擊之下，東方社會在近幾世紀有著翻天覆地的影響。日本明治維新的全盤西化，雖然造就了強大的日本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東方思維在近年來卻不斷的被重新的定位與研究，道理何在？這不就是因為東方文化與思想自有其久遠的思維架構，雖然被西方科技與思想所侵襲，但最終卻是西方思想融入了東方的哲學，而東方哲學卻沒有放棄自我，反而易形狀大。不管Dr. Aat Vervoorn研究中國社會與歷史有多久，其從小所受的西方教育與文化傳統不正也是其內心的行為標準，當他以一個西方人的觀點來檢視、研究東方的社會與價值，是否會因為這個根深蒂固的行為標準而有所偏差？ 王宏仁 教授在課堂上告訴我們：「在觀察他人的文化時，應避免使用主觀的文化角度來觀察，因為每個文化的背後，都有一個龐大的體系在支撐與運作」。的確，許多的文化並非是在文字檢視中能見端倪，而必須親身的體會，並且是要融入而不帶有其他文化色彩的比較，才能體現各種文化的精髓。我們到國外旅遊時，常常會覺得某些文化風俗或是習慣很奇特，為什麼會覺得「奇特」？這就是一種比較的觀點，在這種觀點之下去觀察，是不是會有不同的解讀與體現？
「Orient」，可以解釋為「東方」，或「檢視（定位）」，或是「耀眼的珍珠」、「光輝奪目」，更可以解讀為「上升、崛起」，不論哪一種解釋，都可以視為對亞洲社會變遷的一種激賞、讚嘆或是肯定其古老文化的價值，也反應了作者似乎在東、西方文化衝突中，重新再一次的檢視與研究。西方文化挾其國力、科學、武力的優勢，在16-18世紀對於亞洲各國或地區展開大規模的入侵、掠奪，以殖民者的姿態強取資源，以主觀的意識強壓在他國的文化傳統之上。的確，科技的進步使得社會步調加快，也使得生活產生了莫大的便利，但是在這些科技的背後，是否更隱藏了一個龐大文化的入侵？以目前生活處處可見的電影來說，西方的電影工業（尤其是美國）以其優勢的科技、電腦技術和推銷手法，讓喜歡西方電影的觀眾，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西方的思想與文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每年的金馬獎頒獎，星光大道上眾多的影星無不爭先恐後的以各種絢麗的服飾、裝扮來展現自己，尤其是女性的服裝穿著，更是抄襲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星光大道上的女影星的穿著打扮，想盡辦法擴大穿著的尺度，這些在以往是無法見容於東方社會的。
作者在本書中，經常使用類似正、反兩個面向去探討同一個問題。遠流所出版的「QBQ！問題背後的問題」一書中提到「如果能在每個抉擇的當下修練自己的想法，看到原始問題的背後的意涵，再提出更好的問題，那麼問題本身將引導我們獲得更圓滿的結局。」「提出更好的問題，就會獲得更好的答案。」[1]這本書雖然是一本管理叢書，但其所提出的論點與Dr. Aat Vervoorn似乎雷同，Re Orient不就是作者希望讀者能在表象的背後，再思索更深層的問題，周全所見的問題，因為「答案就在問題之中」。
貳、Re Chapter 5
「個人主義式的思考模式會誤導人，因為這種模式太狹隘，會使得我們看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2]
借用書名Re Orient的用法，宏仁教授要我們再詳詳細細的閱讀各組所分配的章節，並撰寫讀後心得，所以用「Re」這個字應該不為過吧！經過了快要一學期的研究、討論，我終於瞭 解宏仁 教授對這一門課和對我們的用心，從一開始的「見樹又見林」，到Re Orient各章討論，其實都圍繞著一個主要的核心—「對事物多面向的探究」。這種讀書與看事物的方式，藉由研究與討論讓我們在課堂上或是自我研究的時候，一次又一次，不停的激盪著停滯已久的腦袋，甚至打開我對各種事物僵化已久的看法。一個正確的讀書態度與方法的訓練，應該是讀書最重要的一件事吧！
第五章的標題是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經濟與社會發展），主要區分十個小節，分別摘述重點如後。
一、The concept and Agenda of Development（發展的概念和議程）
1949年1月20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宣佈一個要將和平與繁榮帶給全世界的議程，此議程是要自由民主且科技進步的富裕國家，協助貧困的國家，使他們產生財富和較好的生活水準，同享現代科技的好處。杜魯門認為國家進步的關鍵在於和平與繁榮，支撐和平與繁榮的關鍵則在於工業生產的巨大產量，而巨大產量的關鍵則是現代科技與知識。
杜魯門的宣告可以歸納為二點，其一是和平與繁榮的關鍵在於經濟的增長，其二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在於現代科技。杜魯門更認為貧困是引發社會和政治紛亂的基礎，更將使得貧困國家支持共產主義。自由世界要與共產主義作戰，首先就要使西方富裕的國家分享財富與致富的方法予落後的國家，使貧困國家富裕起來，就能壯大自由世界的聲勢與對抗共產主義的本錢。但是，許多的評論認為杜魯門的理論動機，在於其強烈的反共思想；同樣的，杜魯門的論點有可能會發展成一個控制世界的新帝國主義。
隨著冷戰結束，自由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逐漸淡化，發展和國際援助並不僅限於資本主義或是宣稱自由民主的國家，像來自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蘇聯和中國也提供了金融和技術去幫助第三世界國家，但是這種協助發展的動機通常是錯綜複雜的，因為國家的自私自利和人道主義真誠的關心往往是難以分開。然而這種自利主義實際上能否運作，將取決於接受國或是其領導人接受了他國的援助，換言之，真正的利益必須要確信會獲得。比如說，蘇聯幫助埃及建造Aswan水壩（1953-60）；中國建設坦尚尼亞到尚比亞的鐵路（1975完成）；以及日本在90年代幫助中國對付環境保護的問題等。西方國家及日本在提供發展援助的這個議題上，反思花費如此多的資源，是否能得到真正的好處。
杜魯門發展議題的宣告證實經濟是發展的本質，無論是資本主義或是共產世界都認為現代科學技術是安定的最大基礎。未發達地區的經濟成長曾經是40年代時發表過的一個目標，並於1947年時將納入聯合國憲章。持平而言，持續的觀察各式各樣的發展和更複雜的條件，就算經歷五十年，他的理論和實踐都難以被改變。許多國際代理商和政府持續壓倒性的進行國家級的經濟成長，而並未花太多的注意力在這些發展的活動影響了特殊的社區或是部分人口。我們經常會認為發展是好的、和需現代生活需要的同義詞，但是這種樂觀的態度卻可能造成政府制訂在當下看似無害，卻可能在未來形成災難的政策或是經濟決定。
60年代的社會發展是「部分以經濟發展為先決條件，部份則以道德的理由含蓄的犧牲了發展」。70年代強調整體發展和以人為中心的關係，提倡了每一個人的基本需求將被全面的社會和經濟變化所改進。90年代「人類發展」和「永續發展」已經提到了平等的地位，這表示人類已經意識到經濟發展必須要顧及生態的發展。人類的發展將持續改進，發展變得成熟，並會增加許多複雜的因素。就如同18、19世紀的生物學家或是哲學家所喜歡的「進化理論」，可以用來清楚的說明某些東西已經有了更先進的發展概念。西方的資本家悍強全國家已經成功的說服全世界，只要沿著他們所規劃的道路前進，就能逐步形成與西方相同的社會與經濟型態。這種社會進化論的經濟發展概念，在20世紀初期影響了西方世界和中國、日本、印度等菁英國家。
二、Development Trends（發展趨勢）
由於現代工業和支援系統的建立，包括運輸和通信網路，能源供應，金融和金融系統，教育和訓練機構等，使得亞洲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有了深遠的變化，傳統工業（包含農業）也因為新技術的應用而改變。然而，卻也使得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差距變大。從1960年起富有和貧窮國家的收入極不平等，且發達國家僅佔世界人口的25%，卻消耗全球85%的資源。1970 到1985年，世界經濟產量提升了40%，然而貧困人口的數量卻提升17%。在1965-80年期間，有2億人的平均收入下降，在1980-93年期間，平均收入下降的人口超過10億。
為了國家的發展，第三世界國家經常會向世界銀行或強權國家借貸已成為發展的主要經濟來源，結果這些沉重的負擔卻成為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個巨大問題。在1970 和1992年間，第三世界國家的總外債從1,000億美元變成15,000億美元，1992年統計償還總額卻僅約1,600億美元。1983和1992年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利息，每年平均約147億美元。1994年亞洲開發中國家以印尼、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的債務還款表現最差。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要求第三世界國家必須要調整架構，以檢視其債務償還的能力，如果最終仍未能償還國債，事實上可能以減少開發中國家建立新工業和基礎設施的能力，但也因此破壞他們長期的經濟前景。就技術能力而言，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差距已經變大。已開發國家握有專門技術的水準，及時移動其傳統工業至開發中國家，如美國，歐盟和日本。只有，香港、新加坡、韓國和台灣迅速的在技術上發展，並藉由增長世界貿易，經營跨國公司和推動生產量等方式以彌補差距。
20世紀的下半世紀，人類的平均壽命已明顯增加。1960 和1992年之間，例如西亞各國的人均壽命提升了15年以上（伊朗和伊拉克17年，印度16年，巴基斯坦15年，孟加拉12 年），嬰兒死亡率大量的下降，如伊朗下降75%，孟加拉下降 30%。成年人的識字也提昇了，如伊朗提昇27%，孟加拉提昇13%。這些變化都是受發展的影響。由於進步的健康醫療和充分的營養，使得死亡率降低，相對的人口則持續的增長。透過國際計畫和機構所規劃的「綠色革命」，現代農業科技的普及應用，顯著的提昇食品生產，以滿足人口的需求。
然而雖然發展有如此多的好處，但卻分配不均。能源供應、運輸、通訊、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等，大都集中在城市，反之鄉村地區卻無法如城市般的便捷，社會和經濟的差距在城鄉之間越來越大。
變化與綠色革命相關，窮人因土地減少和受破壞，不僅減少他們的工作機會，也留下許多後遺症。例如農民已不能再使用去年所收穫的部分作為種子，他們必須購買新品種的種子，並且使用化學肥料和殺蟲劑。他們依靠新的農業方法和技術，導致環境退化和生態損害，土壤因勞累過度而貧瘠；為了避免植物疾病和害蟲瘟疫的危險，於是大量使用殺蟲劑和肥料，卻也因此導致污染。
20世紀70-80年代間，韓國和台灣政府政策是「以農養工」。例如，為了控制都市的食物成本，政府控制農業價格，並採用低價收購農產品，而以高價的方式賣給農民種植所必要的農藥、肥料等，所得的價差用以發展工業，同時壓低了生活的成本，無形中也能降低工廠工人的薪資，使得各項成本降低而提高競爭力。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出售他們的林產業，以提供資金獲得先進技術。例如1994年7月，印尼政府違反其法令規章，將應原本計畫投入森林研究和植林的資金，轉分配給引人注目且巨大昂貴的飛機工業，這就是雨林被高科技工業發展所犧牲的實例。
居住在鄉村的人失去大多數經濟和社會發展獲益的機會。當地的少數民族，大部分人居住在農村地區，發現他們的土地因為國家利益的開發，森林被砍伐，採礦活動也不是當地人民的控制下；水土保護和水電等計畫使得山谷中的生產受到限制或禁止，而當地居民卻經常沒有獲得國家適當且足夠的補償。
發展中發現女人獲得的利益較男人少，除非性產業在發展過程被明確的處理，直到近年這問題才受到重視，而且主要是非政府組織所研究與重視。1995，聯合國發展計畫（UNDP），將性別當做衡量的指標考量因素之一。1995年，透過UNDP的觀察，幾乎每一個經濟和社會的開發，從教育參與到營養，女性的花費不能與男性相比。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性別並不平等，婦女的地位不獲得重視。從南亞到拉丁美洲的商業往來發現，男性通常花費他們自己的錢，而不回饋於他們的家庭。男人通常擁有收音機和腳踏車。而婦女因為要照顧小孩而被剝奪了勞動力，並且必須盡他們最大的努力來維繫家庭的開支與成長。傳統婦女的任務，在收集烹飪所需的燃料和打水花費許多的時間，並且非常的辛苦。如孟加拉、印度和尼泊爾，女人和女孩子每天必須走好幾小時路去取得水，如此嚴重影響其健康問題，包含可能造成骨骼畸形和輪廓變形。在工作和家庭兩者之間，可以觀察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權力的下降，特別是限制婦女在外工作的文化規範。
三、A Single path of Development（一條發展的路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70年代時提倡必須正視自己國家形成的歷史背景，並且立基於此去尋找自己國家適合的發展道路。國家的發展並不是只有一條唯一的道路，落後的國家如果依循著科技先進的國家的步伐前進，是否也能像先進國家一樣達到進步與繁榮的境界？事實似乎沒有想像中的美好。
如果依據杜魯門所提出的現代科技和工業化為社會和平與繁榮的基礎，第三世界國家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必須發展工業與科技，第三世界國家可藉由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借貸資金，另由先進已開發的國家或跨國公司提供資金、設備與人才，在本國開設工廠，製造的產品銷往世界各地，而外國輸入的產品則以關稅保護本國市場與發展。這樣的發展道路理論上應該會使第三世界國家踏著先進國家的步伐走向繁榮和平的願景，首波成功的案例有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及香港，而第二波則有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和印尼隨後跟進。第三世界國家如果沿著這些亞洲經濟奇蹟的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大約三十年的光景就可以提昇到和韓國一樣的地位。
但是，亞洲地區這些國家的經濟奇蹟是否能成為第三世界國家依循的典範？換言之，第三世界國家如果按著亞洲這些國家的步伐就一定會達到繁榮和平的境界嗎？答案似乎是負面的。
西方的經濟學家熱切的擁抱這種「新古典經濟」[3]理論，這種被諷刺為「西方教派」的理論，期望以自由市場的發展來主導第三世界的社會和經濟，然而因為西方先進國家提供了資金借貸、技術和人才，甚至要求第三世界國家必須遵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或先進國家所滿意與需要的金融或政治體系，方允許借貸資金，因此導致第三世界國家大部分的社會和經濟生活被外國勢力所控制，換言之這是一種現代經濟強權的殖民主義。
作者在本小節探討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道路時，將原本杜魯門總統所提出的經濟發展議題當成願景，希望能藉世界銀行等金融機構與先進國家的技術、人才，為第三世界國家所擘劃的經濟發展道路。但經常事與願違，因為技術、資金與人才都控制在西方先進國家手中，第三世界國家僅能落為其經濟發展的殖民國，繼續為西方國家所剝削而無法自我掌握經濟與國家發展的走向。
四、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類發展指數）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自1990年起發佈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用已衡量各成員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HDI共有四個衡量指標：預期壽命、粗估入學率、國民平均購買力及成人的識字率。1990年迄1994年的計算發現，部分國家如斯里蘭卡、中國、越南等開發中國家，其國民年均所得排序減去HDI排序後的成績優異，而新加坡、汶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伊朗等國家卻呈現負數，這個數據顯示HDI的可靠性殊值懷疑。1994年以前，成人識字率主要計算25歲以上成年人的歲以上成年人的平均學歷，1995年以後，轉變為結合就學比例與識字率的加權比重計算，透過這種計算之後，新加坡、汶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伊朗等國家的數據提昇，而中國、越南、緬甸等開發中國家則降低，較能與現實狀況結合。
教育部分則分析研究學校教育、高等教育與成人不識字等不同階段，然而傳統社會個人所獲得的機會和物質安全，並不需要依靠識字或是制式化的教育就能獲得生活上的滿足，例如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活模式，識字和學校教育並不太可能成為其生活模式的一部份，因此，一個國家內如有少數土著，如以上述的指數計算，將使該國的人類發展指數降低，例如印尼、越南等開發中國家及加拿大、澳洲等已開發國家。
計算指標中的預期壽命也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指標，因為醫療、居住、衛生保健等進步發展，都可能會使人類壽命增長；但也有一些相反的論調，認為少數人可能因為社會進步後，被迫改變生活模式，亦有可能受到毒品、酒精等毒害，導致會暴力和自殺等不良現象，而工業發展也導致水質、空氣等污染，對於人類的居住品質與健康亦造成嚴重的戕害。
另如國民生產總值（GNP），是人類發展指數的另一個計算指標，但作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度量標準是有問題的，因為GNP是最廣泛衡量總體經濟活動的指標，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和GNP有相關性，因此變數也會較多。例如一些婦女工作並未涉及現金交易，但其經濟生產力卻不容小覷。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於1995年決定要將每年11萬億美元的婦女產值納入研究，其中開發中國家的婦女可能因為家庭經濟需求，就業狀況比已開發國家為多。而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都有向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或是其他管道貸款的狀況，但這種狀況並沒有納入計算，然而貸款問題卻是開發中國家最緊迫的問題。
由上述各種因素來看，HDI發展指數的計算指標的確沒有考量周全，在這種狀況下，HDI所計算出來的數據與排序就會備受爭議。
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指數明顯提昇，代表其國民生活已獲得進步與改善，但是現代化也可能接受許多不良的東西，包含剝削和不公平的情形，然而不能否認，如果沒有西方的科學技術，預期壽命將可能受到天花、瘧疾、鼠疫等侵襲，而使得預期壽命降低，中國和印度就是明顯的例子。科技進步的結果，雖然使預期壽命增長，生活便利性增加，但也因此衍生許多問題，諸如：人口迅速增加、環境保護等問題。西方帝國主義殖民期間，造成許多社會階級、農業生產不平衡等問題，同時也造成生態失衡，且人口在近幾十年急遽增加後，傳統生活所提供的安全及滿意的生活已遭到嚴重的破壞。
本小節主要藉由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所計算的HDI指標，探討這些指標之外可能影響國家發展的各種因素，且由於東西方文化、生活態度等方面均有所差異，作者在本小節中隱藏著希望能藉著更深入瞭解東方文化與生活等多方的面向，去實際的探討國家發展，而非僅以科技進步等西方發展的層面，一味的來檢視東方國家。
人類的生活已被過度開發，科技造成的生活便利性，似乎也衝擊著生態的平衡與人類的心靈。再多的科技可能在挽救地球的同時也在破壞地球，環保的議題一再的被重視但卻敵不過科技的需求，是否應該將環保議題也納入HDI的評審項目，以喚起各國對環保的重視。
發展指數越高，真的代表生活的越好嗎？生活不應只包含著物質生活，更應重視精神層次，好與不好，應取決於人與周邊的融合、習慣和態度而言，例如如果有一個人擁有億萬的財富，擁有令人敬畏與羨慕的身份地位，坐擁數甲的土地與豪華住宅，他應該是快樂的嗎？理論上應該是快樂的，但心靈是否快樂呢？換言之，我們是否應該思考自己是怎樣過生活的一個人吧！是有錢但心靈不快樂，還是錢夠用而且心靈快樂的人？當然如果是有很多前而且也快樂的人是最完美的事，當然也不會有人要當一個既貧窮又不快樂的人吧！
五、Many Paths（許多的途徑）
第三世界國家所積欠的外債多數是導因於龐大的國家發展計畫而向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或是其他國家借貸而來。然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對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社會、金融等都予以掌控，而且所支援的資金都是有針對性的。除了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對第三世界的金援外，亞洲開發銀行（ADB）也對地區內的能源、運輸、傳播等提供所需的資金援助，並為中小企業支援發展技術。ADB提供資金給「四大金磚」國家建設大型工程，並和國際勞工組織配合，推動孟加拉、印度、寮國、斯里蘭卡和泰國等國的家庭手工業，給予發展經費的援助。
其中印度政府積極發展各項昂貴的新興工程，例如其在班加羅爾建立農村科學技術應用中心，從而鼓勵其它相關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泰國政府透過大規模的工業化增長經濟，企業主動的在農村發展，協助建立小規模工業，但是卻忽略了當地的社會情況，由於意識型態的不同，企業和社區的基層並未能充分溝通，以致於遭到當地居民的疏遠並且拒絕與之合作。企業要在地區發展，應該瞭解地區各項習慣和意識型態，並且使當地居民參與各項建設，這樣才能引發當地居民的熱情。
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魯都出身於貴族，但甘地反對尼赫魯所提出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觀念，甘地認為現代生活因為過度的經濟增長和財富增長而扭曲了價值觀，他告訴一群經濟學家必須要有更崇高的理想。甘地認為理想的生活應該是社區的型態，社區內能自給自足，無須仰賴其他地方的資源，所以他反對工業化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因為工業化會改變地區的人口結構，因為工業化將農村的人口抽離，投入在都市之中，如此將加大城鄉人口和生活水準。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平等權
，女性的識字率、工作權都提高了，由斯里蘭卡婦女解放運動也許可以解釋該國的低生育率了。廣泛地相信斯裡蘭卡的人口統計已經過渡到工業化國家特性，即從高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移動至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印度的喀拉拉也類似斯里蘭卡，印度整體來看是貧窮國家，但喀拉拉的表現並不亞於美國其他地區，因此當地也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所學習的重點地區。
常識告訴我們政府縱使因為善意而過度開支，如果沒有重視生產力和收入，將會成為問題。但是，經濟發展佔政府預算的全部比例是不可能的，或者可以從人類發展的指標去推斷一個國家花費在社會服務的比例是否過多。這就是為什麼聲稱發展只有一條道路。但是形成斯里蘭卡，特別是喀拉拉和中國的狀況，可以這樣認為是以最少的資源來執行有效的計畫。換句話說，發展觀光，節約成本促使他們成功的部分原因。
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家和自由論者，抱怨國家的限制和寄生的角色有一種明顯臆斷全部事情存在的趨勢。然而一個經營、管理的好的國家，往往可以規劃並主導整個國家經濟的架構和發展，甚至以國家的力量成為經濟、企業的靠山，由上述的例子中，明顯的可以看出新古典主義所認為的發展途徑之外，仍有許多的途徑可以達到成長、安定的地步。
六、Democracy? Choices?（民主？抉擇？）
聯合國發展計畫署認為：
（一）人類應有長壽、健康及受教育、政治、人權、自尊等自由。
（二）「人身自由攸關人類發展」，人類應該有自由意志的選擇，而且在政治發展過程中，擁有發表自由的意志。
然而在人類發展報告數據中顯示，人類發展和政治、經濟、自由主義之間，並無絕對的關係。例如北韓、中國、越南等人權問題嚴重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在近年來卻急速的成長；另第三世界的多數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由於受到西方強權國家在經濟、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干預與剝削，其所有的制度必須按照西方國家、世界銀行或是國際貨幣基金所制訂的模式進行，其實並沒有太多選擇的權利，但他們對全球的社會和經濟生活確實產生重大的影響。
例如世界許多知名品牌，如NIKE、愛迪達等，當我們花數千元購買其所販賣的球鞋或用品時，真正製造者可能是在越南日夜加工卻薪資微薄的工人，這些工人的薪資與一雙球鞋的價值可能無法相較，也有可能這些工人一個月的薪資也買不起一雙球鞋。
第三世界國家接受西方強權國家的工業化，當然隨之而來的可能就是空氣、水源等污染，這些環保問題如果無法妥善解決，都會影響當地人民的健康。經濟與環保在第三世界國家往往是相反的，當地政府在經濟利益與環保問題上，通常會捨棄環保而屈就於經濟利益，於是就違反了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所認為的人類應有長壽、健康的自由。
作者在本小節檢討早期認為民主、自由是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模式，這個想法是有爭議的，因為事實上政治自由、民主的國家未必在經濟發展的成就上取得正向的發展；而政治採取威權體制的國家，也未必經濟發展就是落後的。在現在的國際間，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新加坡、中國、越南等非民主或是半民主的國家，其經濟成長有目共睹；當然如印度、南非等國家也是施行民主制度之後經濟才開始大幅提昇，而東南亞標榜自由民主的菲律賓，由於政治的不穩定，導致經濟發展遲緩。所以應該將政治與經濟發展劃分開來分別檢視，才符合現況。至於未來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國家體制一定會走向民主、自由嗎？由新加坡的例子來看，似乎短期內新加坡的國民仍想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不會太去在意政治體制是否民主了。
七、When Miracles Become Routine（當奇蹟歸於平淡）
觀察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所形成的帶狀經濟奇蹟，國力發展的強盛，是運用傳統的經濟智慧，配合西方的貿易經驗而來的。由各項證據顯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成功因素，基本上是該國國民經濟奮鬥的成果，而非西方金援所致。
亞洲開發銀行較少以經濟成長的幅度大小，評論韓國及日本的貿易量。然而對台灣和新加坡以國家引導經濟發展並結合企業家來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的作法，卻十分讚賞佩服。
新加坡並非依循著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來發展經濟，其政府鑑於土地甚少，於是從國有土地的租賃和銷售中獲取相當可觀的收入，進而補助大多數勞工，降低企業的人力成本，進而提昇國內勞動生產力，擴大國際競爭力。
關稅保護和國際貿易推動的障礙，已經在WTO的談判過程中，各國原則已接受及調整。國際貿易是一個國家獲取經濟利益的終極策略之一，因為單靠國民經濟的轉變是不足以創造經濟強權，現代經濟大國需要長期的投資及開發資源，方能再創『新亞洲四條小龍』之歷史新頁。
八、Technological Leapfrogging（技術的躍進）
知識、科技、設備在快速工業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然卻誤導國家以為經濟的發展必須建立在此相對優勢上。
第三世界國家為求經濟發展，不惜降低環境品質、剝削勞工；但勞工密集產業和工業先進國家間的差距卻逐日加大。例如南韓、台灣早期以廉價且勞力密集的產業創造奇蹟，後來大力在教育與技術上深根，以優勢的人力品質習得各項先進的技術，使得技術和經濟能雙雙起飛，這是導因於國家正確的政策方向，使得台灣能由農業國家轉變為工業國家。
再來觀察印尼，國家發展規劃局、財政部的Technocrat（技術專家官員）， 提倡傳統途徑，即藉國外跨國公司，使勞力密集和以資源為基礎的產業成為進步工業。但technolog（國家研究院）認為單有廉價勞工和自然資源是不足的，應取得專門技術和經濟發展來達成工業化。1994年蘇哈托發起五年計畫，為免讓印尼僅能消費國外科技或進口他國技術，其中第六項尤其提倡高科技產業，進而成為發展中國家。
但這並不是說政府主導的資本主義就一定是有效而沒有危險的，政府官僚體制如果各部門不能通力合作，各自下達命令而不經協調的話，就有可能礙事，由於政府的主導，使得企業和政府間存在著微妙的關係，亦有可能因為私人利益而人謀不臧，最後導致政權腐化。
科技發展的背後有著巨大的文化在支撐，有些謬論以為只要移轉高科技的技術，就能向西方一樣發展，但事實上往往移轉後，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使得而導致生產力降低或不如預期。整個科技的生產流程必然內化了技術、知識、組織系統等，這也是在引進整個技術硬體時所要學習的思想，且往往這個思想則是整個技術的核心。
九、The Confucian Development Model（儒家發展模式）
成功的經濟發展會被認為可以將其經驗複製到另外一個國家或地區，但是有些深層的文化價值與風俗是無法全部被複製的。從經濟發展成功的亞洲四小龍中，尋求到的共同點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觀念是一種溫和的專制主義思想，在上位者握有權力，必須保障人民的福祉，而人民則對上位者表示中心，對國家表示忠誠，如是的觀點強調秩序、紀律和尊敬當政者。也就是說儒家文化的出發點為「團體」，個人為團體的一部份，當團體的利益大於個人利益之時，個人應犧牲小我以成就完成大我。這與西方文化重視個人主義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同樣的，在企業界也是一樣，東方的企業強調「大家庭」的觀念，認為企業中的每一份子都是家庭的成員之一，每位成員必須對企業主效忠，而業主則必須盡其所能的照顧員工，這種觀念使得員工願意奉獻與付出而不求太多的報償。另財富和升遷被認為是光宗耀祖，因此祭拜祖先對企業則別有深意。
早期的儒家反對領導者干預經濟，最有名的是漢昭帝始元六年的「鹽鐵之議」[4]，就是一場內、外政策的辯論，當時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以法家思想為指導原則，主張嚴刑峻法，認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嚴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謹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堅持的經濟政策和治國方法都與法家思想相聯繫。而賢良、文學為社會下層階級的知識份子，以儒家思想為主軸，主張廢除國家鹽鐵的專賣權，而應設立專門的機構與官員，管理社會鹽、鐵等民生必需品，也就是開放市場經濟，而將管理之責交由政府執行。當政府法令無法到達每個家庭時，儒家思想的家庭自然會發出規範的力量，輔助政府法令的不足。在日本和韓國的多數企業依然以傳統的家庭企業為主。當然除了我們聲稱儒家文化的優越外，其他如阿拉伯國家，可能也聲稱其成功的特別的動力是因為例如新教徒或是上帝支援的證據。
東亞的經濟奇蹟當然不能完全歸納為儒家思想所成就的，在冷戰時期，日本、韓國、台灣、東南亞地區為圍堵共產主義擴散的鎖鍊，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在此地區所投入的心力與金錢也不容忽視，這也是造成東亞地區經濟奇蹟的原因之一。
十、Developing Autonomy（開發中的國家主權）
「發展」或是「進化」一詞，總以為是一種令人嚮往的現代化社會，是進入開發國家的幸福門檻，但如果認為工業化就是等同於以開發國家，那越南、印度等國家也應該列入以開發國家之林，早就和法國、日本等以開發國家同肩並列，然而事實卻是：發展中國家永遠趕不上持續發展的已開發國家。許多國家遵循著自己的道路前進，也發展出一片自己的天空，因此，新古典主義並非唯一的路線，從東亞國家可以看出政府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時所扮演的重要領導角色，且政府和私營部門不能互為替代。自由主義者認為在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和政治系統，政府不應直接控制社會和經濟福利，而應採行自由市場經濟，但那卻是全盤否定歷史發展，政府支援或控制一個私營企業是不可或缺的。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認為政府確實給商業事務添加了一些價值，無論經濟的原則是什麼，私營企業做的最好事情也非總是僅僅為了走出模式。有太多事情應該要統一的做，例如保持一種法律規範的經濟交換體制，提供新技術，大樓基礎設施，保證群眾教育等等。這些功能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轉是很重要的，對於繁榮市場來說，有時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必須被加強，而非被排除在經濟之外。
經濟、社會或人類發展，並沒有自然或不可避免的主流，這些機會必須由國家來創造，由斯里蘭卡、喀拉拉和中國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國家製造了發展的機會。在20世紀下半世紀，第三世界的許多人因為「發展」的名義被要求做很多方面的犧牲，他們被灌輸為了未來美好的遠景，選擇犧牲是必要的，就算是政治或是個人自由被犧牲也是為了長遠的發展。然而自由是人類發展的基本需求，人民有掌握、參與自身事務，關心、決定生活的權利；除了透過個人方式，還可以藉由各方面取得資源、技能，讓自己活得更有尊嚴，而這也是1990年人類發展報告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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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G. Miller，陳正芬譯，《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月1日初版一刷），頁48
[2] Allan G. Johnson，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The Forest and the Tree: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見樹又見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0月二版11印），頁25
[3] 新古典經濟學是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它在繼承古典經濟學經濟自由主義的同時，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代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以需求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經濟學以供給為核心的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形成之後，代替了古典經濟學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
[4] 鹽鐵之議是漢昭帝時，中央政府召開的一次由鹽鐵官營問題所引起的有關國家政策的辯論。在鹽鐵會議上，雙方辯論的主要內容有：（1）民間疾苦的原因。賢良、文學認為民間疾苦的根源在於國家經營鹽鐵等經濟事業，提出廢除鹽鐵，設酒榷，均輸官。桑弘羊反對這一主張，認為興鹽鐵，酒榷，置均輸，擴大了財源，是抗擊匈奴，消除邊患的經費來源。而且，這些政策便於堵塞豪強大家的兼併之路，有益於農民。因此，他堅持推行鹽鐵官營等事業。（2）對匈奴的政策。賢良、文學主張偃兵休士，厚幣和親，企圖依靠德政的感化維持和親局面。桑弘羊則認為匈奴反覆無信，不能採用德政感化，只有通過戰爭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擾，保證漢王朝的安全。他強調武帝對匈奴的戰爭是「當世之務，後世之利」。（3）關於施政方針和治國的理論思想。賢良、文學信奉儒家的仁義學說，主張德治，認為行仁政就可以無敵於天下。他們一再引證歷史教訓，批判嚴刑峻法，指為亡國之道，把嚴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滅亡的原因。
本書作者Dr. Aat Vervoorn是一位研究亞洲社會和歷史的學者，專門研究中國社會和歷史、全球性問題與知識系統的演變和交互作用。其所著的Re Orient: Change in Asian Societies一書，我覺得書名就是一個大學問，作者以Orient這個字來當作書名的重點，再以Change in Asian Societies來詮釋亞洲社會的變化，本身就妙不可語。
亞洲的社會受到西方思想的影響，再加上其固有的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家思想長久以來對於東方家庭、政府的浸潤，在東、西方文化的交互衝擊之下，東方社會在近幾世紀有著翻天覆地的影響。日本明治維新的全盤西化，雖然造就了強大的日本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東方思維在近年來卻不斷的被重新的定位與研究，道理何在？這不就是因為東方文化與思想自有其久遠的思維架構，雖然被西方科技與思想所侵襲，但最終卻是西方思想融入了東方的哲學，而東方哲學卻沒有放棄自我，反而易形狀大。不管Dr. Aat Vervoorn研究中國社會與歷史有多久，其從小所受的西方教育與文化傳統不正也是其內心的行為標準，當他以一個西方人的觀點來檢視、研究東方的社會與價值，是否會因為這個根深蒂固的行為標準而有所偏差？ 王宏仁 教授在課堂上告訴我們：「在觀察他人的文化時，應避免使用主觀的文化角度來觀察，因為每個文化的背後，都有一個龐大的體系在支撐與運作」。的確，許多的文化並非是在文字檢視中能見端倪，而必須親身的體會，並且是要融入而不帶有其他文化色彩的比較，才能體現各種文化的精髓。我們到國外旅遊時，常常會覺得某些文化風俗或是習慣很奇特，為什麼會覺得「奇特」？這就是一種比較的觀點，在這種觀點之下去觀察，是不是會有不同的解讀與體現？
「Orient」，可以解釋為「東方」，或「檢視（定位）」，或是「耀眼的珍珠」、「光輝奪目」，更可以解讀為「上升、崛起」，不論哪一種解釋，都可以視為對亞洲社會變遷的一種激賞、讚嘆或是肯定其古老文化的價值，也反應了作者似乎在東、西方文化衝突中，重新再一次的檢視與研究。西方文化挾其國力、科學、武力的優勢，在16-18世紀對於亞洲各國或地區展開大規模的入侵、掠奪，以殖民者的姿態強取資源，以主觀的意識強壓在他國的文化傳統之上。的確，科技的進步使得社會步調加快，也使得生活產生了莫大的便利，但是在這些科技的背後，是否更隱藏了一個龐大文化的入侵？以目前生活處處可見的電影來說，西方的電影工業（尤其是美國）以其優勢的科技、電腦技術和推銷手法，讓喜歡西方電影的觀眾，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西方的思想與文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每年的金馬獎頒獎，星光大道上眾多的影星無不爭先恐後的以各種絢麗的服飾、裝扮來展現自己，尤其是女性的服裝穿著，更是抄襲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星光大道上的女影星的穿著打扮，想盡辦法擴大穿著的尺度，這些在以往是無法見容於東方社會的。
作者在本書中，經常使用類似正、反兩個面向去探討同一個問題。遠流所出版的「QBQ！問題背後的問題」一書中提到「如果能在每個抉擇的當下修練自己的想法，看到原始問題的背後的意涵，再提出更好的問題，那麼問題本身將引導我們獲得更圓滿的結局。」「提出更好的問題，就會獲得更好的答案。」[1]這本書雖然是一本管理叢書，但其所提出的論點與Dr. Aat Vervoorn似乎雷同，Re Orient不就是作者希望讀者能在表象的背後，再思索更深層的問題，周全所見的問題，因為「答案就在問題之中」。
貳、Re Chapter 5
「個人主義式的思考模式會誤導人，因為這種模式太狹隘，會使得我們看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2]
借用書名Re Orient的用法，宏仁教授要我們再詳詳細細的閱讀各組所分配的章節，並撰寫讀後心得，所以用「Re」這個字應該不為過吧！經過了快要一學期的研究、討論，我終於瞭 解宏仁 教授對這一門課和對我們的用心，從一開始的「見樹又見林」，到Re Orient各章討論，其實都圍繞著一個主要的核心—「對事物多面向的探究」。這種讀書與看事物的方式，藉由研究與討論讓我們在課堂上或是自我研究的時候，一次又一次，不停的激盪著停滯已久的腦袋，甚至打開我對各種事物僵化已久的看法。一個正確的讀書態度與方法的訓練，應該是讀書最重要的一件事吧！
第五章的標題是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經濟與社會發展），主要區分十個小節，分別摘述重點如後。
一、The concept and Agenda of Development（發展的概念和議程）
1949年1月20日，時任美國總統的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宣佈一個要將和平與繁榮帶給全世界的議程，此議程是要自由民主且科技進步的富裕國家，協助貧困的國家，使他們產生財富和較好的生活水準，同享現代科技的好處。杜魯門認為國家進步的關鍵在於和平與繁榮，支撐和平與繁榮的關鍵則在於工業生產的巨大產量，而巨大產量的關鍵則是現代科技與知識。
杜魯門的宣告可以歸納為二點，其一是和平與繁榮的關鍵在於經濟的增長，其二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在於現代科技。杜魯門更認為貧困是引發社會和政治紛亂的基礎，更將使得貧困國家支持共產主義。自由世界要與共產主義作戰，首先就要使西方富裕的國家分享財富與致富的方法予落後的國家，使貧困國家富裕起來，就能壯大自由世界的聲勢與對抗共產主義的本錢。但是，許多的評論認為杜魯門的理論動機，在於其強烈的反共思想；同樣的，杜魯門的論點有可能會發展成一個控制世界的新帝國主義。
隨著冷戰結束，自由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逐漸淡化，發展和國際援助並不僅限於資本主義或是宣稱自由民主的國家，像來自美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蘇聯和中國也提供了金融和技術去幫助第三世界國家，但是這種協助發展的動機通常是錯綜複雜的，因為國家的自私自利和人道主義真誠的關心往往是難以分開。然而這種自利主義實際上能否運作，將取決於接受國或是其領導人接受了他國的援助，換言之，真正的利益必須要確信會獲得。比如說，蘇聯幫助埃及建造Aswan水壩（1953-60）；中國建設坦尚尼亞到尚比亞的鐵路（1975完成）；以及日本在90年代幫助中國對付環境保護的問題等。西方國家及日本在提供發展援助的這個議題上，反思花費如此多的資源，是否能得到真正的好處。
杜魯門發展議題的宣告證實經濟是發展的本質，無論是資本主義或是共產世界都認為現代科學技術是安定的最大基礎。未發達地區的經濟成長曾經是40年代時發表過的一個目標，並於1947年時將納入聯合國憲章。持平而言，持續的觀察各式各樣的發展和更複雜的條件，就算經歷五十年，他的理論和實踐都難以被改變。許多國際代理商和政府持續壓倒性的進行國家級的經濟成長，而並未花太多的注意力在這些發展的活動影響了特殊的社區或是部分人口。我們經常會認為發展是好的、和需現代生活需要的同義詞，但是這種樂觀的態度卻可能造成政府制訂在當下看似無害，卻可能在未來形成災難的政策或是經濟決定。
60年代的社會發展是「部分以經濟發展為先決條件，部份則以道德的理由含蓄的犧牲了發展」。70年代強調整體發展和以人為中心的關係，提倡了每一個人的基本需求將被全面的社會和經濟變化所改進。90年代「人類發展」和「永續發展」已經提到了平等的地位，這表示人類已經意識到經濟發展必須要顧及生態的發展。人類的發展將持續改進，發展變得成熟，並會增加許多複雜的因素。就如同18、19世紀的生物學家或是哲學家所喜歡的「進化理論」，可以用來清楚的說明某些東西已經有了更先進的發展概念。西方的資本家悍強全國家已經成功的說服全世界，只要沿著他們所規劃的道路前進，就能逐步形成與西方相同的社會與經濟型態。這種社會進化論的經濟發展概念，在20世紀初期影響了西方世界和中國、日本、印度等菁英國家。
二、Development Trends（發展趨勢）
由於現代工業和支援系統的建立，包括運輸和通信網路，能源供應，金融和金融系統，教育和訓練機構等，使得亞洲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有了深遠的變化，傳統工業（包含農業）也因為新技術的應用而改變。然而，卻也使得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差距變大。從1960年起富有和貧窮國家的收入極不平等，且發達國家僅佔世界人口的25%，卻消耗全球85%的資源。1970 到1985年，世界經濟產量提升了40%，然而貧困人口的數量卻提升17%。在1965-80年期間，有2億人的平均收入下降，在1980-93年期間，平均收入下降的人口超過10億。
為了國家的發展，第三世界國家經常會向世界銀行或強權國家借貸已成為發展的主要經濟來源，結果這些沉重的負擔卻成為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個巨大問題。在1970 和1992年間，第三世界國家的總外債從1,000億美元變成15,000億美元，1992年統計償還總額卻僅約1,600億美元。1983和1992年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利息，每年平均約147億美元。1994年亞洲開發中國家以印尼、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的債務還款表現最差。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要求第三世界國家必須要調整架構，以檢視其債務償還的能力，如果最終仍未能償還國債，事實上可能以減少開發中國家建立新工業和基礎設施的能力，但也因此破壞他們長期的經濟前景。就技術能力而言，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差距已經變大。已開發國家握有專門技術的水準，及時移動其傳統工業至開發中國家，如美國，歐盟和日本。只有，香港、新加坡、韓國和台灣迅速的在技術上發展，並藉由增長世界貿易，經營跨國公司和推動生產量等方式以彌補差距。
20世紀的下半世紀，人類的平均壽命已明顯增加。1960 和1992年之間，例如西亞各國的人均壽命提升了15年以上（伊朗和伊拉克17年，印度16年，巴基斯坦15年，孟加拉12 年），嬰兒死亡率大量的下降，如伊朗下降75%，孟加拉下降 30%。成年人的識字也提昇了，如伊朗提昇27%，孟加拉提昇13%。這些變化都是受發展的影響。由於進步的健康醫療和充分的營養，使得死亡率降低，相對的人口則持續的增長。透過國際計畫和機構所規劃的「綠色革命」，現代農業科技的普及應用，顯著的提昇食品生產，以滿足人口的需求。
然而雖然發展有如此多的好處，但卻分配不均。能源供應、運輸、通訊、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等，大都集中在城市，反之鄉村地區卻無法如城市般的便捷，社會和經濟的差距在城鄉之間越來越大。
變化與綠色革命相關，窮人因土地減少和受破壞，不僅減少他們的工作機會，也留下許多後遺症。例如農民已不能再使用去年所收穫的部分作為種子，他們必須購買新品種的種子，並且使用化學肥料和殺蟲劑。他們依靠新的農業方法和技術，導致環境退化和生態損害，土壤因勞累過度而貧瘠；為了避免植物疾病和害蟲瘟疫的危險，於是大量使用殺蟲劑和肥料，卻也因此導致污染。
20世紀70-80年代間，韓國和台灣政府政策是「以農養工」。例如，為了控制都市的食物成本，政府控制農業價格，並採用低價收購農產品，而以高價的方式賣給農民種植所必要的農藥、肥料等，所得的價差用以發展工業，同時壓低了生活的成本，無形中也能降低工廠工人的薪資，使得各項成本降低而提高競爭力。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出售他們的林產業，以提供資金獲得先進技術。例如1994年7月，印尼政府違反其法令規章，將應原本計畫投入森林研究和植林的資金，轉分配給引人注目且巨大昂貴的飛機工業，這就是雨林被高科技工業發展所犧牲的實例。
居住在鄉村的人失去大多數經濟和社會發展獲益的機會。當地的少數民族，大部分人居住在農村地區，發現他們的土地因為國家利益的開發，森林被砍伐，採礦活動也不是當地人民的控制下；水土保護和水電等計畫使得山谷中的生產受到限制或禁止，而當地居民卻經常沒有獲得國家適當且足夠的補償。
發展中發現女人獲得的利益較男人少，除非性產業在發展過程被明確的處理，直到近年這問題才受到重視，而且主要是非政府組織所研究與重視。1995，聯合國發展計畫（UNDP），將性別當做衡量的指標考量因素之一。1995年，透過UNDP的觀察，幾乎每一個經濟和社會的開發，從教育參與到營養，女性的花費不能與男性相比。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性別並不平等，婦女的地位不獲得重視。從南亞到拉丁美洲的商業往來發現，男性通常花費他們自己的錢，而不回饋於他們的家庭。男人通常擁有收音機和腳踏車。而婦女因為要照顧小孩而被剝奪了勞動力，並且必須盡他們最大的努力來維繫家庭的開支與成長。傳統婦女的任務，在收集烹飪所需的燃料和打水花費許多的時間，並且非常的辛苦。如孟加拉、印度和尼泊爾，女人和女孩子每天必須走好幾小時路去取得水，如此嚴重影響其健康問題，包含可能造成骨骼畸形和輪廓變形。在工作和家庭兩者之間，可以觀察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權力的下降，特別是限制婦女在外工作的文化規範。
三、A Single path of Development（一條發展的路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70年代時提倡必須正視自己國家形成的歷史背景，並且立基於此去尋找自己國家適合的發展道路。國家的發展並不是只有一條唯一的道路，落後的國家如果依循著科技先進的國家的步伐前進，是否也能像先進國家一樣達到進步與繁榮的境界？事實似乎沒有想像中的美好。
如果依據杜魯門所提出的現代科技和工業化為社會和平與繁榮的基礎，第三世界國家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必須發展工業與科技，第三世界國家可藉由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借貸資金，另由先進已開發的國家或跨國公司提供資金、設備與人才，在本國開設工廠，製造的產品銷往世界各地，而外國輸入的產品則以關稅保護本國市場與發展。這樣的發展道路理論上應該會使第三世界國家踏著先進國家的步伐走向繁榮和平的願景，首波成功的案例有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及香港，而第二波則有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和印尼隨後跟進。第三世界國家如果沿著這些亞洲經濟奇蹟的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大約三十年的光景就可以提昇到和韓國一樣的地位。
但是，亞洲地區這些國家的經濟奇蹟是否能成為第三世界國家依循的典範？換言之，第三世界國家如果按著亞洲這些國家的步伐就一定會達到繁榮和平的境界嗎？答案似乎是負面的。
西方的經濟學家熱切的擁抱這種「新古典經濟」[3]理論，這種被諷刺為「西方教派」的理論，期望以自由市場的發展來主導第三世界的社會和經濟，然而因為西方先進國家提供了資金借貸、技術和人才，甚至要求第三世界國家必須遵循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或先進國家所滿意與需要的金融或政治體系，方允許借貸資金，因此導致第三世界國家大部分的社會和經濟生活被外國勢力所控制，換言之這是一種現代經濟強權的殖民主義。
作者在本小節探討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道路時，將原本杜魯門總統所提出的經濟發展議題當成願景，希望能藉世界銀行等金融機構與先進國家的技術、人才，為第三世界國家所擘劃的經濟發展道路。但經常事與願違，因為技術、資金與人才都控制在西方先進國家手中，第三世界國家僅能落為其經濟發展的殖民國，繼續為西方國家所剝削而無法自我掌握經濟與國家發展的走向。
四、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人類發展指數）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自1990年起發佈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用已衡量各成員國經濟與社會發展指標。HDI共有四個衡量指標：預期壽命、粗估入學率、國民平均購買力及成人的識字率。1990年迄1994年的計算發現，部分國家如斯里蘭卡、中國、越南等開發中國家，其國民年均所得排序減去HDI排序後的成績優異，而新加坡、汶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伊朗等國家卻呈現負數，這個數據顯示HDI的可靠性殊值懷疑。1994年以前，成人識字率主要計算25歲以上成年人的歲以上成年人的平均學歷，1995年以後，轉變為結合就學比例與識字率的加權比重計算，透過這種計算之後，新加坡、汶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伊朗等國家的數據提昇，而中國、越南、緬甸等開發中國家則降低，較能與現實狀況結合。
教育部分則分析研究學校教育、高等教育與成人不識字等不同階段，然而傳統社會個人所獲得的機會和物質安全，並不需要依靠識字或是制式化的教育就能獲得生活上的滿足，例如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活模式，識字和學校教育並不太可能成為其生活模式的一部份，因此，一個國家內如有少數土著，如以上述的指數計算，將使該國的人類發展指數降低，例如印尼、越南等開發中國家及加拿大、澳洲等已開發國家。
計算指標中的預期壽命也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指標，因為醫療、居住、衛生保健等進步發展，都可能會使人類壽命增長；但也有一些相反的論調，認為少數人可能因為社會進步後，被迫改變生活模式，亦有可能受到毒品、酒精等毒害，導致會暴力和自殺等不良現象，而工業發展也導致水質、空氣等污染，對於人類的居住品質與健康亦造成嚴重的戕害。
另如國民生產總值（GNP），是人類發展指數的另一個計算指標，但作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活動度量標準是有問題的，因為GNP是最廣泛衡量總體經濟活動的指標，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和GNP有相關性，因此變數也會較多。例如一些婦女工作並未涉及現金交易，但其經濟生產力卻不容小覷。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於1995年決定要將每年11萬億美元的婦女產值納入研究，其中開發中國家的婦女可能因為家庭經濟需求，就業狀況比已開發國家為多。而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都有向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或是其他管道貸款的狀況，但這種狀況並沒有納入計算，然而貸款問題卻是開發中國家最緊迫的問題。
由上述各種因素來看，HDI發展指數的計算指標的確沒有考量周全，在這種狀況下，HDI所計算出來的數據與排序就會備受爭議。
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指數明顯提昇，代表其國民生活已獲得進步與改善，但是現代化也可能接受許多不良的東西，包含剝削和不公平的情形，然而不能否認，如果沒有西方的科學技術，預期壽命將可能受到天花、瘧疾、鼠疫等侵襲，而使得預期壽命降低，中國和印度就是明顯的例子。科技進步的結果，雖然使預期壽命增長，生活便利性增加，但也因此衍生許多問題，諸如：人口迅速增加、環境保護等問題。西方帝國主義殖民期間，造成許多社會階級、農業生產不平衡等問題，同時也造成生態失衡，且人口在近幾十年急遽增加後，傳統生活所提供的安全及滿意的生活已遭到嚴重的破壞。
本小節主要藉由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所計算的HDI指標，探討這些指標之外可能影響國家發展的各種因素，且由於東西方文化、生活態度等方面均有所差異，作者在本小節中隱藏著希望能藉著更深入瞭解東方文化與生活等多方的面向，去實際的探討國家發展，而非僅以科技進步等西方發展的層面，一味的來檢視東方國家。
人類的生活已被過度開發，科技造成的生活便利性，似乎也衝擊著生態的平衡與人類的心靈。再多的科技可能在挽救地球的同時也在破壞地球，環保的議題一再的被重視但卻敵不過科技的需求，是否應該將環保議題也納入HDI的評審項目，以喚起各國對環保的重視。
發展指數越高，真的代表生活的越好嗎？生活不應只包含著物質生活，更應重視精神層次，好與不好，應取決於人與周邊的融合、習慣和態度而言，例如如果有一個人擁有億萬的財富，擁有令人敬畏與羨慕的身份地位，坐擁數甲的土地與豪華住宅，他應該是快樂的嗎？理論上應該是快樂的，但心靈是否快樂呢？換言之，我們是否應該思考自己是怎樣過生活的一個人吧！是有錢但心靈不快樂，還是錢夠用而且心靈快樂的人？當然如果是有很多前而且也快樂的人是最完美的事，當然也不會有人要當一個既貧窮又不快樂的人吧！
五、Many Paths（許多的途徑）
第三世界國家所積欠的外債多數是導因於龐大的國家發展計畫而向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或是其他國家借貸而來。然而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對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社會、金融等都予以掌控，而且所支援的資金都是有針對性的。除了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對第三世界的金援外，亞洲開發銀行（ADB）也對地區內的能源、運輸、傳播等提供所需的資金援助，並為中小企業支援發展技術。ADB提供資金給「四大金磚」國家建設大型工程，並和國際勞工組織配合，推動孟加拉、印度、寮國、斯里蘭卡和泰國等國的家庭手工業，給予發展經費的援助。
其中印度政府積極發展各項昂貴的新興工程，例如其在班加羅爾建立農村科學技術應用中心，從而鼓勵其它相關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泰國政府透過大規模的工業化增長經濟，企業主動的在農村發展，協助建立小規模工業，但是卻忽略了當地的社會情況，由於意識型態的不同，企業和社區的基層並未能充分溝通，以致於遭到當地居民的疏遠並且拒絕與之合作。企業要在地區發展，應該瞭解地區各項習慣和意識型態，並且使當地居民參與各項建設，這樣才能引發當地居民的熱情。
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魯都出身於貴族，但甘地反對尼赫魯所提出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觀念，甘地認為現代生活因為過度的經濟增長和財富增長而扭曲了價值觀，他告訴一群經濟學家必須要有更崇高的理想。甘地認為理想的生活應該是社區的型態，社區內能自給自足，無須仰賴其他地方的資源，所以他反對工業化所帶來的巨大衝擊，因為工業化會改變地區的人口結構，因為工業化將農村的人口抽離，投入在都市之中，如此將加大城鄉人口和生活水準。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平等權
，女性的識字率、工作權都提高了，由斯里蘭卡婦女解放運動也許可以解釋該國的低生育率了。廣泛地相信斯裡蘭卡的人口統計已經過渡到工業化國家特性，即從高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移動至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印度的喀拉拉也類似斯里蘭卡，印度整體來看是貧窮國家，但喀拉拉的表現並不亞於美國其他地區，因此當地也成為第三世界國家所學習的重點地區。
常識告訴我們政府縱使因為善意而過度開支，如果沒有重視生產力和收入，將會成為問題。但是，經濟發展佔政府預算的全部比例是不可能的，或者可以從人類發展的指標去推斷一個國家花費在社會服務的比例是否過多。這就是為什麼聲稱發展只有一條道路。但是形成斯里蘭卡，特別是喀拉拉和中國的狀況，可以這樣認為是以最少的資源來執行有效的計畫。換句話說，發展觀光，節約成本促使他們成功的部分原因。
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家和自由論者，抱怨國家的限制和寄生的角色有一種明顯臆斷全部事情存在的趨勢。然而一個經營、管理的好的國家，往往可以規劃並主導整個國家經濟的架構和發展，甚至以國家的力量成為經濟、企業的靠山，由上述的例子中，明顯的可以看出新古典主義所認為的發展途徑之外，仍有許多的途徑可以達到成長、安定的地步。
六、Democracy? Choices?（民主？抉擇？）
聯合國發展計畫署認為：
（一）人類應有長壽、健康及受教育、政治、人權、自尊等自由。
（二）「人身自由攸關人類發展」，人類應該有自由意志的選擇，而且在政治發展過程中，擁有發表自由的意志。
然而在人類發展報告數據中顯示，人類發展和政治、經濟、自由主義之間，並無絕對的關係。例如北韓、中國、越南等人權問題嚴重的國家，其經濟發展在近年來卻急速的成長；另第三世界的多數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由於受到西方強權國家在經濟、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干預與剝削，其所有的制度必須按照西方國家、世界銀行或是國際貨幣基金所制訂的模式進行，其實並沒有太多選擇的權利，但他們對全球的社會和經濟生活確實產生重大的影響。
例如世界許多知名品牌，如NIKE、愛迪達等，當我們花數千元購買其所販賣的球鞋或用品時，真正製造者可能是在越南日夜加工卻薪資微薄的工人，這些工人的薪資與一雙球鞋的價值可能無法相較，也有可能這些工人一個月的薪資也買不起一雙球鞋。
第三世界國家接受西方強權國家的工業化，當然隨之而來的可能就是空氣、水源等污染，這些環保問題如果無法妥善解決，都會影響當地人民的健康。經濟與環保在第三世界國家往往是相反的，當地政府在經濟利益與環保問題上，通常會捨棄環保而屈就於經濟利益，於是就違反了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所認為的人類應有長壽、健康的自由。
作者在本小節檢討早期認為民主、自由是政治、經濟發展的重要模式，這個想法是有爭議的，因為事實上政治自由、民主的國家未必在經濟發展的成就上取得正向的發展；而政治採取威權體制的國家，也未必經濟發展就是落後的。在現在的國際間，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新加坡、中國、越南等非民主或是半民主的國家，其經濟成長有目共睹；當然如印度、南非等國家也是施行民主制度之後經濟才開始大幅提昇，而東南亞標榜自由民主的菲律賓，由於政治的不穩定，導致經濟發展遲緩。所以應該將政治與經濟發展劃分開來分別檢視，才符合現況。至於未來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國家體制一定會走向民主、自由嗎？由新加坡的例子來看，似乎短期內新加坡的國民仍想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而不會太去在意政治體制是否民主了。
七、When Miracles Become Routine（當奇蹟歸於平淡）
觀察日本、韓國、中國、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所形成的帶狀經濟奇蹟，國力發展的強盛，是運用傳統的經濟智慧，配合西方的貿易經驗而來的。由各項證據顯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成功因素，基本上是該國國民經濟奮鬥的成果，而非西方金援所致。
亞洲開發銀行較少以經濟成長的幅度大小，評論韓國及日本的貿易量。然而對台灣和新加坡以國家引導經濟發展並結合企業家來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的作法，卻十分讚賞佩服。
新加坡並非依循著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來發展經濟，其政府鑑於土地甚少，於是從國有土地的租賃和銷售中獲取相當可觀的收入，進而補助大多數勞工，降低企業的人力成本，進而提昇國內勞動生產力，擴大國際競爭力。
關稅保護和國際貿易推動的障礙，已經在WTO的談判過程中，各國原則已接受及調整。國際貿易是一個國家獲取經濟利益的終極策略之一，因為單靠國民經濟的轉變是不足以創造經濟強權，現代經濟大國需要長期的投資及開發資源，方能再創『新亞洲四條小龍』之歷史新頁。
八、Technological Leapfrogging（技術的躍進）
知識、科技、設備在快速工業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然卻誤導國家以為經濟的發展必須建立在此相對優勢上。
第三世界國家為求經濟發展，不惜降低環境品質、剝削勞工；但勞工密集產業和工業先進國家間的差距卻逐日加大。例如南韓、台灣早期以廉價且勞力密集的產業創造奇蹟，後來大力在教育與技術上深根，以優勢的人力品質習得各項先進的技術，使得技術和經濟能雙雙起飛，這是導因於國家正確的政策方向，使得台灣能由農業國家轉變為工業國家。
再來觀察印尼，國家發展規劃局、財政部的Technocrat（技術專家官員）， 提倡傳統途徑，即藉國外跨國公司，使勞力密集和以資源為基礎的產業成為進步工業。但technolog（國家研究院）認為單有廉價勞工和自然資源是不足的，應取得專門技術和經濟發展來達成工業化。1994年蘇哈托發起五年計畫，為免讓印尼僅能消費國外科技或進口他國技術，其中第六項尤其提倡高科技產業，進而成為發展中國家。
但這並不是說政府主導的資本主義就一定是有效而沒有危險的，政府官僚體制如果各部門不能通力合作，各自下達命令而不經協調的話，就有可能礙事，由於政府的主導，使得企業和政府間存在著微妙的關係，亦有可能因為私人利益而人謀不臧，最後導致政權腐化。
科技發展的背後有著巨大的文化在支撐，有些謬論以為只要移轉高科技的技術，就能向西方一樣發展，但事實上往往移轉後，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使得而導致生產力降低或不如預期。整個科技的生產流程必然內化了技術、知識、組織系統等，這也是在引進整個技術硬體時所要學習的思想，且往往這個思想則是整個技術的核心。
九、The Confucian Development Model（儒家發展模式）
成功的經濟發展會被認為可以將其經驗複製到另外一個國家或地區，但是有些深層的文化價值與風俗是無法全部被複製的。從經濟發展成功的亞洲四小龍中，尋求到的共同點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觀念是一種溫和的專制主義思想，在上位者握有權力，必須保障人民的福祉，而人民則對上位者表示中心，對國家表示忠誠，如是的觀點強調秩序、紀律和尊敬當政者。也就是說儒家文化的出發點為「團體」，個人為團體的一部份，當團體的利益大於個人利益之時，個人應犧牲小我以成就完成大我。這與西方文化重視個人主義相比是截然不同的。
同樣的，在企業界也是一樣，東方的企業強調「大家庭」的觀念，認為企業中的每一份子都是家庭的成員之一，每位成員必須對企業主效忠，而業主則必須盡其所能的照顧員工，這種觀念使得員工願意奉獻與付出而不求太多的報償。另財富和升遷被認為是光宗耀祖，因此祭拜祖先對企業則別有深意。
早期的儒家反對領導者干預經濟，最有名的是漢昭帝始元六年的「鹽鐵之議」[4]，就是一場內、外政策的辯論，當時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以法家思想為指導原則，主張嚴刑峻法，認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嚴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謹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堅持的經濟政策和治國方法都與法家思想相聯繫。而賢良、文學為社會下層階級的知識份子，以儒家思想為主軸，主張廢除國家鹽鐵的專賣權，而應設立專門的機構與官員，管理社會鹽、鐵等民生必需品，也就是開放市場經濟，而將管理之責交由政府執行。當政府法令無法到達每個家庭時，儒家思想的家庭自然會發出規範的力量，輔助政府法令的不足。在日本和韓國的多數企業依然以傳統的家庭企業為主。當然除了我們聲稱儒家文化的優越外，其他如阿拉伯國家，可能也聲稱其成功的特別的動力是因為例如新教徒或是上帝支援的證據。
東亞的經濟奇蹟當然不能完全歸納為儒家思想所成就的，在冷戰時期，日本、韓國、台灣、東南亞地區為圍堵共產主義擴散的鎖鍊，西方國家，尤其美國在此地區所投入的心力與金錢也不容忽視，這也是造成東亞地區經濟奇蹟的原因之一。
十、Developing Autonomy（開發中的國家主權）
「發展」或是「進化」一詞，總以為是一種令人嚮往的現代化社會，是進入開發國家的幸福門檻，但如果認為工業化就是等同於以開發國家，那越南、印度等國家也應該列入以開發國家之林，早就和法國、日本等以開發國家同肩並列，然而事實卻是：發展中國家永遠趕不上持續發展的已開發國家。許多國家遵循著自己的道路前進，也發展出一片自己的天空，因此，新古典主義並非唯一的路線，從東亞國家可以看出政府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時所扮演的重要領導角色，且政府和私營部門不能互為替代。自由主義者認為在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和政治系統，政府不應直接控制社會和經濟福利，而應採行自由市場經濟，但那卻是全盤否定歷史發展，政府支援或控制一個私營企業是不可或缺的。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認為政府確實給商業事務添加了一些價值，無論經濟的原則是什麼，私營企業做的最好事情也非總是僅僅為了走出模式。有太多事情應該要統一的做，例如保持一種法律規範的經濟交換體制，提供新技術，大樓基礎設施，保證群眾教育等等。這些功能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轉是很重要的，對於繁榮市場來說，有時國家所扮演的角色必須被加強，而非被排除在經濟之外。
經濟、社會或人類發展，並沒有自然或不可避免的主流，這些機會必須由國家來創造，由斯里蘭卡、喀拉拉和中國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國家製造了發展的機會。在20世紀下半世紀，第三世界的許多人因為「發展」的名義被要求做很多方面的犧牲，他們被灌輸為了未來美好的遠景，選擇犧牲是必要的，就算是政治或是個人自由被犧牲也是為了長遠的發展。然而自由是人類發展的基本需求，人民有掌握、參與自身事務，關心、決定生活的權利；除了透過個人方式，還可以藉由各方面取得資源、技能，讓自己活得更有尊嚴，而這也是1990年人類發展報告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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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G. Miller，陳正芬譯，《QBQ！問題背後的問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月1日初版一刷），頁48
[2] Allan G. Johnson，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The Forest and the Tree: Sociology as life, Practice, and Promise（見樹又見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0月二版11印），頁25
[3] 新古典經濟學是19世紀70年代由“邊際革命”開始而形成的一種經濟學流派。它在繼承古典經濟學經濟自由主義的同時，以邊際效用價值論代替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以需求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經濟學以供給為核心的分析。新古典經濟學形成之後，代替了古典經濟學成為當時經濟理論的主流。
[4] 鹽鐵之議是漢昭帝時，中央政府召開的一次由鹽鐵官營問題所引起的有關國家政策的辯論。在鹽鐵會議上，雙方辯論的主要內容有：（1）民間疾苦的原因。賢良、文學認為民間疾苦的根源在於國家經營鹽鐵等經濟事業，提出廢除鹽鐵，設酒榷，均輸官。桑弘羊反對這一主張，認為興鹽鐵，酒榷，置均輸，擴大了財源，是抗擊匈奴，消除邊患的經費來源。而且，這些政策便於堵塞豪強大家的兼併之路，有益於農民。因此，他堅持推行鹽鐵官營等事業。（2）對匈奴的政策。賢良、文學主張偃兵休士，厚幣和親，企圖依靠德政的感化維持和親局面。桑弘羊則認為匈奴反覆無信，不能採用德政感化，只有通過戰爭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擾，保證漢王朝的安全。他強調武帝對匈奴的戰爭是「當世之務，後世之利」。（3）關於施政方針和治國的理論思想。賢良、文學信奉儒家的仁義學說，主張德治，認為行仁政就可以無敵於天下。他們一再引證歷史教訓，批判嚴刑峻法，指為亡國之道，把嚴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滅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