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134503 李衍造

 壹、 前言：

近年來許多研究台商投資中國的觀點一直呈現兩極化的現象，其中一些研究認為台商在大陸投資將使中共當局有「以商為政」、「以商促統」的機會，因此必須「戒急用忍」，以避免兩岸過熱的投資造成經濟與政治的負面效應；但另一方面卻持相反的意見，認為台商在大陸不僅不會受到大陸的威逼，反而因為台商創造大陸無數人口的就業機會，如果大陸企圖貿然以威脅台商的種種手段要求台灣當局屈服，則可能因為台商倒閉或出走，反倒因為失業率遽增而造成社會不安，這種社會成本可能遠比政治利益來的高，甚而危及中共政權，因此可以「大膽西進」，藉台商在當地的鑲嵌性及影響力，增加與大陸政權談判的籌碼。

上述討論都是以「政策面」著眼，但是剖析「投資面」，不僅讓人思考台商為何會採取「西進」或是「南進」的策略？而如果在「西」或「南」之中僅能擇其一時，台商會以哪一邊為優先考量？就王宏仁老師及龔宜君老師在「轉進或轉出？ -- 台商資本在中國與東南亞的流動」一文中分析，台商的投資考量主要看兩個面向：

一、 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二、 投資地方的特性。

台商在東南亞投資明顯是以外銷為導向，當地市場的銷售為次要地位，投資的目的是利用東南亞或大陸廉價的勞力以服務外銷的客戶。因為投資的目的在於加工外銷，所以就必須維持高度的彈性，利用內部分工及台灣本土的網路支援，才有力量維持外銷的競爭力；但此同時，台商本身所擁有的生產、組織及財務資源有限，因此無法建立像大的跨國企業的組織。基此，只要哪一邊有利可圖，哪一邊獲得高度的融合，台商自然會傾向具有高度的投資意願。

貳、 資料來源：

一、 王宏仁、龔宜君合著，【轉進或轉出中國？ --- 台商資本在中國與東南亞的流動】，收於鄭赤琰、張志楷編台商與兩岸關係論文集，頁 201-219 。香港：嶺南大學族群與海外華人經濟研究部。

二、 顧瑩華，【台商在東南亞投資的夠況及策略 --- 兼論金融風暴對台商投資的影響】，東南亞經貿投資研究季刊，第二季，專載。

參、 台商的投資策略與資本流動：

台灣對外投資的開展是始於 1986 年台幣大幅升值以後。 1990 之前，主要的投資地區為東南亞地區，首先投資地區以馬來西亞與泰國為主，接下來則是印尼與菲律賓，近幾年來則以越南等更低廉勞動力地區為對象。對大陸投資方面，隨著兩岸關係的緩和， 1990 年以後進入大陸地區的投資金額開始大量增加，最高實際到位金額是 1996 年的 34.8 億美元，但之後因為台海危機發生，加上亞洲金融風暴，使得投資大陸的金額逐漸減少， 1999 年一至六月的實際到位金額只有 10 億美元，但事實上，由於大陸與台灣相關的法令政策，使得部分台商乃以第三地的身份前往大陸投資，因此預估的投資金額應不止於此。

現就以台商在大陸與東南亞的投資概況、策略及當地鑲嵌性對投資決策的影響概述如後：

一、 台商在大陸與東南亞的投資概況：

台商自 1991 年後在大陸投資額始開始記錄，當時為前總統李登輝先生執政時期，隨著兩岸關係和緩，赴大陸投資的台商愈多，政府憂心台灣產業與資金會被大陸所掌控，後來便推行「戒急用忍」政策，企圖延緩兩岸投資的熱潮，並積極推動「南向政策」，以舒緩赴大陸投資的壓力與風險。事實上台商赴東南亞投資較赴大陸投資的時間點還早，但由於大陸政府為了吸引外資的投入，並以發展經濟為主要的戰略方向，因此祭出多項優惠措施以吸引外資。就大陸投資所占的比重來看，大陸幾乎吸收了台灣對東南亞與大陸地區的 40 ％的金額。 1998 年與 1999 上半年，他所佔的比重更增加到 60 ％以上，這主要是東南亞金融風暴造成對東南亞地區投資銳減的原因。

其次觀察不同企業規模在不同地區的投資狀況。根據經濟部統計處於 1998 年所做的調查，對外投資分佈最多的還是中國大陸（佔了 71 ％），其次是東南亞國協六國（ 37 ％）與美國（ 17 ％）。表二為對外投資地區分佈表。

就小型企業而言，投資比重最高的是大陸（ 76 ％），其次是東南亞國協六國（ 37 ％），美國只有 9.5 ％。中型企業在中國的投資比重約有 65 ％，在東南亞的比重則為 34 ％，但在美國則高達 23 ％，這是由於台灣的中型企業多半為電子類，他們隨著第三波電子化時代的腳步，緊緊跟隨美國的發展前進。至於大型企業，他們不僅在大陸投資（高達 77 ％），在東南亞國協（ 51 ％）、美國（ 40 ％）都有相當高比例的大型廠商有進行投資。

從以上的數據顯示不論大、中、小型企業都有從事跨國的投資，小型企業「跨國投資」的比重只有 124 ％，中型企業則為 135 ％，但大型企業則高達 183 ％，可說幾乎每個大型企業都有進行兩國以上的跨國投資。

在對外投資的原因方面，根據調查前三大主因是「利用當地廉價之勞工」（ 65 ％）、「當地市場發展潛力大」（ 50 ％）以及「國內經營環境惡化」（ 36 ％）。但是對於不同規模的企業而言，重要性除了第一點「廉價勞動力」外，其他原因卻各不相同。利用廉價的勞動力是所有企業共同的原因，但是大型企業在挑選其他原因時，「當地市場」「充分利用資本」是對外投資的重要考慮。相對地，小型企業就不是這樣的考量，反而是「國內環境惡化」才是重要因素。

二、 台商在大陸與東南亞的投資策略：

台灣是國際著名的代工基地，代工外銷 ( 簡稱 OEM) 是製造業出口的主要方式。這些代工廠也是台灣對外投資的主力廠商，它們沒有品牌和行銷通路，或雖有品牌和通路，但只作代工生產的輔助用途。這些廠商的對外投資理念和經營策略與傳統對外投資的多國籍企業迥然相異。分述如後：

(一) 作為一個國際代工廠，台灣廠商的優勢是成本低、交貨迅速。當台灣的工資上漲以致成本競爭力消失時，廠商必須找尋低工資的國家投資設立新的生產據點，才能維繫舊有的客戶。但在降低成本的同時，不能犧牲交貨迅速的優勢。大陸與東南亞國家和台灣距離不遠，支援並不困雖。廠商在初期營運時，大多依賴台灣供應的零組件從事生產，碰到交貨期短的定單，台灣生產網路的支援更是完成任務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此台商在生產地點的選擇上會偏向於鄰近國家，而不會選在距離遙遠的國家，除非當地有靠近市場之便，降低成本並非主要的考慮。

(二) 因為代工廠的成本壓力很大，因此台商在經營一段時間後，會儘量的在本地或鄰近地區尋找供應商，以求降低成本。為了善用當地的供應網路，台商也偏好選擇周邊產業較發達的地區設廠，如果周邊產業的問題無法克服，比較大型的廠商會慫恿其在台灣的協力廠商前往當地投資以為配合，比較小型的廠商則只好在廠內自行生產。

(三) 無論如何，和其他多國籍的公司相比，台商究竟是小型的公司，資源有限，無法以自力完成國際化的目標。因此台商在大陸及東南亞各地經營成功之後，即設法利用當地的資金及人才進行事業的擴充。台商很樂意在當地的股票市場上市，以取得本地的資金。這種「就地取材」的擴張策略也反映在經營策略上，和其他的多國籍公司相比，台灣的海外子公司的獨立性較高。一般而言，母公司首先要求子公司財務的獨立（自負盈虧），其次再要求業務獨立（自行開發市場），最後甚至進入技術獨立（自行從事研究發展）的境地。這種發展模式使母公司掌控子公司的能力及必要性均隨時間而降低，集團之內只有協調合作的關係而沒有統屬的關係。

(四) 台灣代工廠的規模小，而且海外投資的範圍有限，不似西方多國籍公司遍及全球的生產線，但台商從事跨國生產仍帶來可觀的利益。這些利益包括：

1. 全產品線的服務，減少交易的成本；

2. 減少主要零組件價格變動的風險；

3. 全球化的供貨有接近市場之便利。

三、 台商與當地的鑲嵌性對投資決策的影響：

不管是大型企業或小型企業，與當地鑲嵌程度越高的時候，他們就越容易成為台灣政府口中的「肉票」，而這也是中國政府要利用台商來挾持台灣政府時，唯一可以做的。現由當地產業網絡、人力幹部資源以及政治風險三個角度分析台商企業在大陸與東南亞的鑲嵌狀況。

(一) 當地產業網絡：

長期分析台商與當地產業網絡的鑲嵌程度，原來從台灣進口的原料、半成本，經過一年就明顯減少（原料由 49.7 ％降為 45.5 ％，半成品由 53.7 ％降為 49.7 ％），而由當地台商提供的比重逐漸增加（原料由 15.4 ％增為 18.0 ％，半成品由 15.7 ％增為 18.2 ％），由當地非台商所提供的原料與半成品也逐漸提高。這個趨勢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差不多。就世界各國的對外投資來看，這種趨勢也是一致的，換言之，生產所需投入的原料、半成品在當地採購的比重，會隨著時間的經過而逐年提高（ Wang, 1998 ： 210-211 ）。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麼當台商在大陸或東南亞投資越久，就越不可能離開當地的生產網絡，鑲嵌在當地社會的程度也就越高，就會產生「鎖定」效應（ lock-in effect ），在當地的台商若是想要抽腿到其他地方生產，必然又需重新再來，這樣的高成本恐怕很難再度外移。

(二) 人力幹部資源：

大部分台商都認為管理幹部必須進行本土化，因為台灣的幹部薪水必需支付台灣薪水的 1.5 至 2 倍間，這樣的薪水可以支付數個大陸或東南亞幹部。另一方面是台灣的幹部並不願意離開台灣工作，因為除了薪水高之外，他必須忍受離鄉背井、遠離家庭之苦，所以並無法全心投入在海外工作。但是要本土化幹部並不容易，人員流動的問題無法累積技能、技術，也就變成很難成功地培養出本土幹部。

(三) 政治風險：

台商是否會到大陸或東南亞各國投資，牽涉到企業對於政治風險的認知與當地政府體制的效率。大部分台商在選擇投資地區時，雖然大陸的基礎建設比大部分東南亞國家好的多，優惠的條件也不錯，但是調查仍有 42 ％的台商認為中國政府行政效率無法配合投資，當地政經情勢不穩定是他們的困難之一。因此台商是否願意繼續在大陸投資，或是會保留其他的出路就可以明顯的獲得解答。

肆、 結論：

任何一個國家或投資地方的政策改變，也會改變企業的投資策略組合。中國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做了許多的承讓，但相對地，對於以大陸市場為目標的台商（ 50 ％的受調查台商是如此認為），就必須承擔開放產品進口的風險，究係大陸生產，抑或在其他地區生產後再進口，就必須重新考量。

隨著台商數量與資本在國際間不斷的移動與增加，其對東南亞、中國等區域經濟的重要性亦相對增加。跨國的資本移動是一個政經社會文化因素相互影響的多面向動態過程，而且常會出現非意圖結果。跨國資本移動是具有發展性的，是持續地在建構之中（ constructing ）；而建構的趨向可以說是投資國地方政經社會因素與台商經濟稟賦互動的結果。

大陸是不是台商唯一的選擇呢？當台商考慮大陸以外的投資地方時，東南亞地區應是一個可以替代的地方。在地理接近性上、勞動力成本與供給上以及因華人而有的社會文化語上的親近性，都使得東南亞地區成為台商外移的重要地點。因此，當我們在討論台商與兩岸關係時，它們之間並不是一個封閉相互的關係，其間關係的發展方向還受到其他投資地方的影響，台商是否會繼續在大陸投資，除了必須注意中國大陸的政經變化外，還必須觀察全球經濟的發展以及可能替代中國大陸之東南亞地區的政經狀況。